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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大学校长,为什么常常“备受煎熬”?

2018年06月08日 教育 ⁄ 共 375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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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本应是一个受人尊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岗位,但在自媒体时代,几乎到了“遍受质疑、普遭微词”的地步,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或二者兼而有之?还有,什么是理想的校长?校长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养和才能?今天分享的文章,分别来自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院长吴康宁。 在中国做大学校长,
为什么常常“备受煎熬”?
文 | 席酉民、吴康宁
01
自传媒时代,常看到互联网上展示出的校长,有的因出言不慎饱受网络挖苦,有的利用网络语言与学生套近乎,引起反响;当然也有卖萌、扮酷、玩潮的。甚至有人开玩笑,“想害谁,让谁去当校长!”
高校校长形形色色,大部分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却备受争议,饱受批评。

这不免引起人们反思,一个本应受人尊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几乎到了遍受质疑、普遭微词的地步,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或二者兼而有之?还有,什么是理想的校长?校长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养和才能?

不少人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用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在学者陈平原看来,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距离产生美感,我们更多看到先贤美好的一面,难得体会他们的艰辛与尴尬。
不过必须承认,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是抱着“教育救国”的观念来从事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对他们来说,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更是理想。认定中国落后的总根子在教育水平,因此,蔡元培等人希望通过办学来“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
可以这么说,晚清到民国年间从事教育的人,很多是有政治抱负的。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20年、50年乃至100年后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奠定根基。那一代的教育家其实很幸福,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情怀,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今天的教授及校长们,未必都有这种幸福感。

不能说那时的校长全都这么高尚,但请记得,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是没有级别的,做事情也比今天要难得多。他们得筹集经费,还得应付学生运动。在政治激烈斗争、校园严重分裂的时候,校长该做什么?既要保护学生的政治热情,又不能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既不能让警察随便进校园抓学生,也不该支持学生直接对抗政府,这角色可不好当呀。
那些有远见、有智慧且有担当的校长们,他们能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挺直腰杆走过来,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实在不简单。今天的很多大学校长,人聪明,专业做得不错,工作也很投入,但基本上是一种职业化的思考,缺失那种理想主义激情。


02
反观今日,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大学校长们并没有多少领导力,或者说领导力普遍低下。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们很难通过实证调查对于这种状况予以量化证明,但它确实是我们在大学办学实践中可观察到、感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现象?在学者吴康宁看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大学校长的角色困扰。大学校长应当是教育家,应当由教育家来办大学。理由很简单:只有教育家办大学,才能自觉实践教育理想,真正遵循大学办学规律,服从大学办学常识。对大学校长而言,“教育家”是其本源性角色。以教育家的理想、教育家的精神、教育家的姿态、教育家的行动来办大学,是大学校长的使命所在。此可谓大学校长角色的第一条常识。

然而,
如今的大学校长很难专心致志地履行教育家使命,很难真正根据教育理想、真正按照教育的规律和常识去办大学、培养人才。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外部社会对大学校长还有一个成为“政治家”的要求。而从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创新人才的角度来看,政治家要求与教育家使命有时会有矛盾与冲突。就我国大学校长的办学实践来看,一旦政治家要求与教育家使命出现矛盾与冲突,最终作出妥协和让步的,几无例外地都是教育家使命。

从一部高等教育史来看,大学校长只要还在校长的位置上,所履行的就只是教育家使命。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把他的大学办成一流的、优秀的或者富有特色的高等学府,培养出一流的、优秀的或者富有特色的各种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校长可以不是政治家,但不能不是教育家。此外,
因为制度的不健全和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中国大学和校长几乎承担着无限责任,只要和学校有关的事情,学校几乎要一包到底,教职工的吃喝拉撒睡,学生的所有事务或问题,如就业、事故、心理等等,一旦发生,相关人、政府、社会统统围逼学校,学校很难单纯按责任和法律程序解决,校长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准备应付某些突发事件。

谁不知道大学应静心教育和研究,但现在的资源配置和教育评估使大学在教育规律和现实体系间备受煎熬,我们不难发现,绝大部分校长都知道有不少事务不符合办学理念或不应该做,但不得不努力地做着。
如果再考虑到大学的知识组织和教职工的知识工作者的特色,从管理上讲,其工作过程和行为信息不对等,加上大学重视学术权威、学术自由和公平,与营利性的企业和管理型的政府相比,权力机制的作用相对弱化,而且大学管理还比企业少了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与政府比大学的效率更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大学是人类最难管理的组织之一,校长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下中国的校长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角色。

正如吴康宁教授所言:
当下中国大学校长领导力呈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即:就视野、理念、知识、能力及人格等个人素质本身而言,许多大学校长似乎都能胜任,或基本胜任领导一所大学,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却很难实现对学校的有效领导,很难以教育理想为指引,用遵循教育规律、符合教育常识的办学思想与行动纲领,去凝聚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充分发展学生的才能与个性,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

03
传统上有校长是一校之“魂”的说法,或者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但事实上,尽管校长个人修养、领导和管理才能非常重要,但领和管一定是一个集体问题或组织问题。还有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和文化也是大学无法回避的运行环境,加上全球化竞争和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冲击,校长必须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与环境的协同关系,才能以自身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识以及“左右逢源”“穿针引线”的管理能力带领或影响大学在一系列挑战中前行。那么,大学校长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毋庸置疑,不同的校长各有特色,但有些东西是好校长共有的。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者资格认证协会”于2008年出台了《美国教育领导政策标准》,提出了一些校长专业标准,其核心是教育领导者要提升每一位学生成功,主要途径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建立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和支持的学习愿景,并使这种学习愿景得到不断完善、清晰表达、有效实施和明确职责。
2、倡导、培育和维持有益的学校文化和教学计划,引导学生学习,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3、确保对组织、运行和资源的有效管理,创设安全、高效能和高效率的学习环境。
4、与教师和社区成员合作,对社区的多种利益和需求作出回应,并争取各种社会资源。
5、其行为要诚实、公正、合乎道德规范。
6、理解、回应并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
六个标准下有31个二级指标,主要体现在校长要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领导,突出了学校工作的核心。

在中国,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但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钱伟长提出,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还有人提出,大学校长应该是“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社会的现实价值的示范角色”,应该捍卫“自觉的学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敏锐的时代精神”等大学精神。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则认为,大学校长、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校长应擅长双重理性,既坚守全球适用理性,如系统认知、自知之明、革新精神、反思学习、人际认可,又有针对中国国情的情境理性,如实事求是、相机妥协、底线意识、言行一致、规则意识等,而且需要社会责任意识、教育使命感和敢于突破的精神。并拥有如下的素质和能力:一、制定愿景,明确理念,准确传达;二、确定远大且能实现之目标,持续推进;三、将时间和能量集中在发展主题或战略性问题上;四、敢于反思、善于冒险,遇机会快速变革;五、不惧失败和阻挠,智慧坚守;六、培育团队、选择策略、营造文化;七、打造平台、全员参与;八、形成个人与组织双赢机制。

面对社会期盼,展望未来的挑战,我们如何配得上“大学校长”的称谓,当是每一个担当校长责任的人必须思考的。
文章来源 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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